摘要：
关于曹操的作文曹操，字孟德，是汉魏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曾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公元155年，曹操诞生与一个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官僚家庭，这个家庭的特殊背景... 关于曹操的作文
曹操，字孟德，是汉魏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曾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公元155年，曹操诞生与一个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官僚家庭，这个家庭的特殊背景对曹操的仕途和思想影响很大。公元174年，曹操任洛阳北部尉。公元177年，任顿丘县令、议郎。178年，受事件影响，被免官，180年复职。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曹操任骑都尉，因为战功升为济南相。188年任西园新军典军校尉。189年，曹操回家起兵加入关东联军讨伐董卓。192年，曹操任充洲牧，受降青州黄巾军30万，组成了曹家军的主力，开始了与军阀的兼并战争。
公元196年，曹操西迎汉帝，迁都许昌，执掌朝政。实行“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政治、经济两大策略，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打败杨奉、张扬、袁术、陶谦、袁绍、刘表等豪强，接纳黄巾军余部和张燕的黑山军，平定乌恒，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在邺城建起了新的大本营。
公元208年六月，曹操任丞相。九月，南下，占领荆洲，十一月与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会战中失败，退回北方。公元211年，出兵关西，击败了马超等人的叛乱。公元213年，进魏公，215年，进攻汉中的张鲁，并逼降张鲁。216年，晋魏王。从209年到217年，四下巢湖， 遏止了孙权的北犯。219年5月，与刘备在汉中交战不利，放弃汉中，11月，与孙权联合，在荆洲的襄阳击杀关羽，稳定了西南防线。
公元220年二月，病故于洛阳，终年66岁；10月，儿子曹丕代汉称帝，追尊曹操为魏武帝。
曹操执政期间，代表中小地主集团的利益，锐意革新；抑制豪强势力的发展，打击拥汉反曹派；主张唯才是举，重用有真才实干的文人武士；调整赋税，恢复盐铁官营；兴修水利，组织军民屯田。增加粮食，发展经济；重视教育，移风易俗。是混乱的局势安定了下来，使残破的北方城乡改变的面貌。
曹操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大小近50次战役，既打硬仗恶仗，又打智仗巧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整理了孙武的《孙子兵法》，写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他的军事思想，主要是“重战”、“慎战”、建立强大的军队、保障充足的给养、以法治军、赏罚分明、灵活运用机动的战略战术等，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光辉杰作。
曹操武艺高强、博学多才、擅长书法、围棋、通晓音乐歌舞和工程技术。在文学上，以四言诗见长，悲凉慷慨，气势宏伟；散文多是政令军策，意到笔随，简洁明快。还借政治地位倡导文学，奖励作家，尊重创作个性，开展文学评论，是建安文学的领袖。
曹操的从政治理国家的思想是法表里，诸家杂糅。以强权政治和仁义道德相结合等。在思想上，以务实闻名。
曹操一生顺应时代的潮流，以其非凡的文治武功为自己树里了丰碑。他性格多变，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文人认为他是绝世之奸雄，也有人说他是绝代鬼才。曹操是个永远值得争论的名字。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 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 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 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 《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 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 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 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 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 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 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 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 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 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征高□时，诗 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 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 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 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 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 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 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 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 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 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 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 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写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
一 另一种完人
曹操是一言难尽的，他其实也当得起"完人"二字。若诸葛亮的"完人"体现在高尚的人格节操上，曹操则在性格的繁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
曹操的幸运在于，由于他超卓的异秉、超人的成就、超常的性格和超迈的辐射力，讲述他的故事，褒贬他的为人，遂千年不衰地成为人们的习惯冲动，他留存至今的事迹、传奇也变得格外众多，以至谁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当然曹操的不幸也与此关联，即曹操的能力虽十倍于汉高祖刘邦，但由于他毕竟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江山一统的大业，也没有像刘备、孙权那样亲身到御座上过一把瘾，换言之，由于他没有动用强力将自己宣布为正统，不领情的旁人、后人便反而将窃国大盗的咒语啐向他的面门。此外，由于曹操的后继者一个比一个无能，大魏江山几乎算不得一个完整的朝代，他开创的政权甚至没能延续到培养出本朝的史官，即匆匆易手，这也加重了对曹操的不利：他的身后声名只能交由形形色色的失败者、颠覆者去嚼舌根了。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针对曹操的处境，曾如此感慨道："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许是先生演讲时未曾特别留意（这也是演讲这一形式本身难免的），鲁迅在这里只提到了"后一朝人"，而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事实上当时来自敌对国蜀汉和东吴史官的编派与损毁，对曹操的伤害只会更大一些，更刻薄尖诮一些。
为什么没有人指责刘邦"篡秦"、李世民"盗隋"，唯独曹操特别易被人说成"篡汉自立"的大奸臣呢？看来，曹操的背运之处在于：他想做好人却不彻底，想做坏人也不彻底，本欲两面讨好,结果反而给自己惹上无穷后患。试想曹操若在年富力强、一手遮天之时，毅然将慵弱无能的汉献帝推下龙床，以魏代汉，亲履御殿，结果会怎样呢？由于他有更充分的时间可供经营基业，安排后事，死后的江山想必也会稳妥许多，也更有可能遇上这一天，由本朝的史官来赞颂魏太祖的英明神武。倘如此，正如人们不会指责项羽、刘邦颠覆秦朝江山一样，人们提到曹操时大概也会换用一种类似"想我高祖斩蛇起义"的崇敬口气了。曹操没有，"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这应该是他的"本志"。然而鉴于老子尸骨未寒，儿子曹丕就迫不及待地代汉自立这一事实，曹操便再也做不得"周公"了。私意以为，正是在"代汉自立"这一两难抉择上的狐疑不决，首鼠两端，造成曹操最大的失策。
话说回来，曹操虽然功高震主，能够长时间玩皇帝于股掌之间，好像也从来没人建议他高卧龙榻，谋士董昭只不过建议他效仿周公故事，"九锡备物"，立为魏公，就遭到个别人的反对，包括曹操最为倚重的荀彧。曹操不该（或不配）有帝王之相，这好像乃是时人的共识。在曹操的敌手那里，"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说法也总能得到广泛传播，曹操之踧踖难安，意绪难平，也就不为无因了。想来曹操那难以启齿的出身，也是障碍之一，他本人对此也深有体认：一个"本非岩穴知名人士"的人，要想在东汉末年唯世族大姓是举的社会选拔体系中混出点名堂，自然会有额外的难处。曹操祖父曹腾乃不具生育能力的宦官，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一个"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人，所以曹操的真实背景，也就难以稽考了。曹操为什么独有一个小名"阿瞒"呢？为他命名时，父祖们曾有过何种难言之隐呢？曹操另一个小名"吉利"，作为与"阿瞒"的对应，会不会暗示所"瞒"之事颇蕴凶兆，故须用"吉利"二字加以消灾呢？此外我们知道，曹操甚至连姓氏都缺乏家族依据，他本该姓"夏侯"才是，他父亲当年之所以改"夏侯"为"曹"，乃是为了从养父曹腾之姓。
曹操不是袁绍，缺乏庞大家族世系的有力支撑；曹操不是刘备，没有一个悠远绵邈的帝王谱系可供露脸；曹操也不是孙权，能够尽享伟大父兄创下的那一片煌煌基业，所以曹操只能仰仗自己乱世英豪的非凡才能，自创江山，自铸伟词，所谓"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好在他有着非常全面的才能，文才泱泱，武略滔滔，智谋傲视同侪；他的性格亦张弛有致，极具包容性。如果说曹操的阴鸷、猜忌和机变百出的权诈人所难及的话，他生命形态的舒展、开阔，也同样是时人（乃至后人）驷马难追的。极端的丰富、难以梳理的庞杂、两极相映互动的矛盾，我相信既是自然界的本来意志，也是某些伟人的当然体现。曹操不仅没能例外，还体现得尤为彰著。
评论曹操的600字作文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
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
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同志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同志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