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特点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特点
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西学东渐”的意思
【概念】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
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媒介】
（一）来华西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
西力东渐是指西方的武力向东方扩张过来,日本和中国都经历过相关的过程.
二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过程.
相同点：均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不同点：主导者不同，东学西渐的主导者是中国（中国国力强盛），西学东渐主导者是西方各国（西方各国国力强盛）
启示：文化的交流传承与自古就有，且是否占主导地位与国家的兴盛相关
怎样理解近代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
中国近代历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这段历史.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间是殖民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内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可以感受到一股“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在中外交流中认识和把握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世界历史发展到近代,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表现为：中学仍植基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西学已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中学仍处于农耕文明阶段,西学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阶段；中学仍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西学已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中学的承继仍以传统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为中间,西学的传播则以新式学校教育为桥梁.因此,这时“西学东渐”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而造成这种文化势差客观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中、西学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内容的差异之外,还与近代中西方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采取的文教政策与文化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就西学而言,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生,其内在动因是古代欧洲文明中的希腊、罗马、希伯莱三种文化精神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以及促使欧洲各国对新文化与新宗教的宽容政策与接纳态度.所以,自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之后,西学才趋于活跃繁荣,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可见,由于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革命,才有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也才有西方近代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的西学.而近代中学所面临的机遇却不佳：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中学本身的内容不具备质变出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落后性所造就的“天朝上国”、保守封闭的价值观,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异族文化,使中西学自由融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只有在西方列强炮舰的威逼下才屈辱被动地、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逐步选择西学.
1840年,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学开始向长期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发起了冲击,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这段历史的进程：先是一部分开明管理和士大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实践,结果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辱而真正强大起来.这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主要限于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领域,其层次仅在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接着,民主主义维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主张通过在中国实现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此时,西学的引进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层——制度层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受到大力宣传,这是文化的深层——思想层面,其规模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学的又一次新选择.在这次选择过程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经过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由此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苦实践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除了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着发轫起端的作用,或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潮,而推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自1840年起,中国先进的士大夫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亡国灭种的危险,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首先意识到旧的教育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摆脱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封建教育的思潮.洋务运动推进“西学东渐”,使对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议论走向实行,开始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办新式学堂,开展留学教育,最终在洋务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伴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前呼后应,一昭一彰,成为变法和革命的开路先锋.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新教育思潮.它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宣传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教育、旧思想、旧礼教,对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之后,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思潮等纷争出现,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学的传播更加广泛,西方的各种学术流派、社会改革方案纷纷传入中国,汇合成为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最终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也奠定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分别兴起的 “三民主义”教育思潮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中国近代“西学东渐”
的历史特征
中国近代史若以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粗略地勾画其历史轨迹,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发动侵略与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西学在中国落户,是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维护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国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二者犬牙交错,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为：闯入古老帝国的西学,首先伴随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接踵而来的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最后才是科学家与专业人员；而中国前往西方寻找救国之道的有留学生、出访人员、外交官和职业革命家.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两种文化教育网络：一种是由西方势力特别是教会控制的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新闻机构等组成的文教网络.通过这一网络既培养了一批为外国势力效力的买办文人,也产生了一批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栋梁之材.另一种是由中国人仿行西制和西法创办的新式学校、留学教育机构及其他文化设施组成的新式文教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掘墓人,又是新社会的缔造者.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明显地表现出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过程.如前所述,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凭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推行其殖民化政策、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初,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是被动的.而且,从“西学东渐”的过程来看,近代开始西学与中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相比之下西学总体上处于一种较高势能状态.按照任继愈教授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则处于“入超”,“西学东渐”是一股主流趋势,从而更加重了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被动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中国方面来看,主要是认识和制度上的原因.
在认识上,明清以后,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悠久和文化传统的优越感,使得国人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种价值观在统治阶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看自己是“君临天下、抚有四海”,看别国是“夷狄蛮戎”.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绝大多数人仍沉湎于一种“雨过忘雷”的悠闲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1844年,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尽管他所论述的世界局势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功利主义与华夏中心色彩却表现得很浓厚.1849年,徐继畲又刊行《瀛环志略》,他以更诚恳、更客观的态度介绍西方各国.遗憾的是,《瀛环志略》没有《海国图志》影响那么大,这或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依旧是“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尊夷攘夷”、“师夷制夷”.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之后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并没有明显的改观.在上层社会中,魏源的观点已是一种引起争议的激进之见,徐继畲的综论就更难以理解.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华夏中心主义仍起重要作用,当时社会的主导
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所以国人对中西方的认识仍有主次之分.高中历史：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东学西渐、西学东渐）
东学西渐是一个和西学东渐互相补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但在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潮流之前，即16至18世纪，世界上却发生着与之相反的交流，即“东学西渐”。东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东学西渐”的过程，是和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他们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哲学、社会制度的引进，进行了社会变革和改造。欧洲也由此而发达。因此，泰戈尔说“东方教会了西方一切”！
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很大的差距。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园林、冶金、造船、桥梁、纺织、文学、哲学、兵法、音乐、中医学、行政管理、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当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制的统治本身，已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争夺霸权。为了争霸，就必须加强实力，但欧洲诸国的办法不像中国历史上诸侯那样，以“耕战”发展农业为主，而片面发展商业为主；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强调教徒的个性和自由，反对教廷及其分支机构的统治。西方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东学西渐”，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他们想通过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以增强国力，并冲破天主教的专制。
中国是创造了先进文明的大国，后因自身的保守而处于衰落之中。从郑和的既无军事又无经济目的的航行以后，中国的明清两代四五百的时间内，由巩固集权官僚制度而生的保守势力，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变革，文明基本上停滞不前。直到在社会变革中吸纳、改造从中国引入的文明和制度因素而发达了的欧洲列强，又反过来以武力侵略中国时，中国人才被动地意识到自己的衰落，并由一部分先进分子倡导变革，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国才从停滞中走向新的进步。
这就是“西学东渐”的发端和过程。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拒绝、排斥，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最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二十多年的“西学东渐”，是真正促使中国全面走向富强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融合了新的“东学西渐”而进行的。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