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字的来历汉字的起源汉字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中国古书里都说文字是仓颉创造的。说仓颉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仓颉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有的古书说，... 汉字的来历
汉字的起源
汉 字 的 起 源 有 种 种 传 说， 中 国 古 书 里 都 说 文 字 是 仓 颉 创 造 的。 说 仓 颉 看 见 一 名 天 神， 相 貌 奇 特， 面 孔 长 得 好 像 是 一 幅 绘 有 文 字 的 画， 仓 颉 便 描 摹 他 的 形 象， 创 造 了 文 字。 有 的 古 书 说， 仓 颉 创 造 出 文 字 后， 由 于 泄 漏 了 天 机， 天 落 下 了 小 米， 鬼 神 夜 夜 啼 哭。 还 有 一
种 传 说， 说 仓 颉 观 察 了 鸟 兽 印 在 泥 土 上 的 脚 迹， 启 发 了 他 发 明 文 字 的 灵 感。 这 种 种 传 说 都 是 靠 不 住 的。 文 字 是 广 大 劳 动 人 民 根 据 实 际 生 活 的 需 要， 经 过 长 期 的 社 会 实 践 才 慢 慢 地 丰 富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从 1954 年 秋 至 1957 年 夏， 中 国 考 古 工 作 者 多 次 发 掘 了 半 坡 遗 址（今 西 安 市 东 郊 半 坡 村 北）， 发 现 了 早 在 6000 年 左 右 半 坡 人 在 长 期 的 生 活 和 生 产 实 践 中， 创 造 了 具 有 文 字 性 质 的 劾 划 符 号 和 绘 画、 雕 塑、 装 饰 品 等 艺 术 作 品。 半 坡 人 的 刻 划 符 号 多 保 留 在 彩 陶 上， 这 可 以 看 作 是 原 始 的 中 国 文 字。 近 年 来， 中 国 在 山 东 莒 县 陵 阳 河 大 汶 口 文 化 晚 期 的 一 处 遗 址 里 发 现 了 一 批 墓 葬 （距 今 已 有 4500 多 年）， 出 土 了 大 量 的 文 物。 在 一 些 陶 尊 上 各 刻 有 一 个 图 象 文 字， 共 发 现 了 10 多 个 单 字。 这 些 文 字 是 按 照 实 物 的 形 状 描 绘 出 来 的， 所 以 称 为 “象 形 字”。 字 体 的 结 构 与 甲 骨 文 上 的 象 形 字 十 分 相 似， 但 比 甲 骨 文 要 早 1000 多 年。 因 此， “象 形 字”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文 字， 它 已 具 有 了 文 字 的 特 征。
汉 字 的 构 成 主 要 有 三 种 方 法：
象 形 法 这 是 形 成 汉 字 的 最 早 方 法， 因 此 创 造 了 最 原 始 的 文 字， 例： “日” 写 成 , “月” 写 成 , 水 写 成 , 牛 写 成 等 等。 这 些 象 形 字 经 过 逐 渐的 演 变， 到 后 来 都 改 变 了 原 字 的 形 体， 变 成 了 后 来 方 正 的 字 体， 有 的 笔 画 减 少 了， 有 的 笔 画 增 添 了， 由 不 规 则 变 成 了 有 规 则 的 字 体。
会 意 法 象 形 字 比 较 容 易 看 出 造 字 的 道 理， 但 它 们 不 能 表 达 抽 象 的 意 思。 古 人 便 创 造 了 另 一 种 造 字 法 —— 会 意 法。 就 是 用 不 同 的 符 号 或 借 用 “象 形 字” 加 上 一 些 符 号 来 表 达 一 个 抽 象 的 意 思。 例： “明” 字 写 成 ， 意 为 “日” 和 “月” 带 来 光 明。 “旦” 字 写 成 ， (意 为太 阳 出 地 平 线 而 升 起。
形 声 法 象 形 字 和 会 意 字 都 能 从 字 形 上 看 出 字 的 意 义， 但 却 不 能 读 出 声 音。 因 此 又 创 造 了 形 声 法 来 造 字。 把 表 示 声 音 的 声 旁 和 表 示 意 义 的 形 旁 搭 配 起 来， 组 成 很 多 新 字。 例： “爸” 字 是 表 音 的 “巴” 字 和 表 形 的 “父” 字 的 结 合； “ 芭 ” 字 是 由 “巴” 和+” 搭 配 而 成。 这 样 文 字 越 造 越 多， 据 统 计， 形 声 字 占 汉 字 的 90 左 右。 汉 字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成 为 人 们 交 流 思 想 
的 重 要 工 具， 适 应 了 人 类 社 会 生 活 的 需 要。
汉字的来历,特点
来历：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特点： 一、汉字的性质问题
文字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字。语言是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语言，文字也就不可能存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符号，都是由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意义构成的统一体，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也不例外，也是由形式和内容两个部分组成的。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至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只有文字没有语言的，语言并不依赖于文字而存在。可见，语言的确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记录语言，离不开语言。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虽然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结构上千差万别，但依附于一定的语言而存在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从本质上看，文字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号系统，只不过这种符号是代表语言的，而且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发挥作用。语言是一种符号，由形式和意义构成；文字也是一种符号，其构成也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虽然都是形式和意义构成，但它们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语言的形式是语音，文字的形式是书写单位（笔画或字母）构成的；语言的意义是一定的语音形式表示的内容，如普通话音“shu”表示的意义是“成本的著作”，文字的意义是所记录的语言，具体地说是语言中的词或语素，包括语音和意义两个方面，例如汉字“书”这个书写符号所代表的，不单是语音“shu”，也不单是“成本的著作”这个意义，而是语音和意义两个方面。语言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在任何体系的文字中都是统一于一体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拼音文字也好，非拼音文字也好，记录语言都是既要记录语音，也要记录意义，不存在只记录语音或只记录意义的文字体系。语言是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统一体，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当然要两个方面都记录下来，不可能剥离二者，那样文字是不可能完成记录语言的任务的，也不可能成为书面上代表语言的符号了。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按其记录语言的方式的不同，一般可分为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两大类。拼音文字用一定的构字符号表示语言中的各个语音单位，符号的排列组合顺序同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实际读音一致，所以能比较容易拼读出来。非拼音文字的构字符号同语音联系不紧密，从字形结构上看不出同所记录的词语的语音的联系，只能一个一个死记，不能拼读。
我们教材是按文字单位与语言单位的联系情况来划分类别的。文字基本单位的划分，不同的文字体系是不一样的，例如英文、法文、俄文等是字母，日文是假名，汉字是单字。语言的单位可分为语音层和符号层，在语音层可分音位（音素）和音节，在符号层可分语素、词和句子三级。把文字的基本单位和语言的基本单位相互对应起来看，根据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不同，一般把文字分为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和语素文字三大类。
音素文字是用字母记录音素，即在记录语言的时候，要把音节分析出辅音和元音音素，分别用相应的字母表示，阅读时再把元音和辅音拼合为音节，是比较完备理想的拼音制度。音素文字的系统比较简单，因为一般一种语言的音素，分析成元音和辅音只有几十个，所以用几十个字母就可以把语言记录下来，音素文字适用于记录音节结构类型多的语言，英语的音节结构就比较复杂，类型很多，据资料载，日本有关方面统计英语的音节不会少于8万个，所以只能用音素文字记录。现今世界上大部分文字都属于音素文字。
音节文字用一定的字母记录语言中的音节，符号和音节之间有固定的联系，适合记录音节类型比较少的语言，日文中的假名是音节文字的典型代表。
语素文字以单字记录语言中的语素，字与语素基本上相互对应，语素文字最大的特点是字符多，由于要相互区别，又使得结构非常复杂，汉字就是典型的语素文字。由于语素文字着重于字形同语素意义的对应，不要求找共同的标准音点，因此特别适合记录方言复杂，方言间语音差异大而语法规则一致、语素意义一致的语言。
汉字的基本单位是字，而每个汉字对应的语言单位，大体上是一个语素，所以，从文字单位同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看，汉字是语素文字。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例如汉语的“祖国”是由“祖”和“国”两个语素构成的。每个语素都有音和义：“祖”的音是zǔ，意思是先代；“国”的音是ɡuó，意思是跟“国家”相对。汉字的一个个的单字记录的是汉语里的一个个语素，因此汉字是语素文字。汉语语素有同音的，也有不同音的。不同音的语素一般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例如汉语里的“人”和“民”是两个不同音的语素，书写时就用“人”和“民”这两个不同的汉字。而同音语素也常常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例如"一、依、衣、医、伊、铱、漪"这七个语素都读yī，而书写时用七个不同的汉字，从而在形体上把不同的语素区别开来。形态各异的汉字可以有效地区别同音字。
每个汉字除了有形体和读音外，还有意义。这和英文字母、日文假名很不相同。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有意义内容的，因此，汉字记录语素，它的音和义来自它所记录的语素的音和义。例如我们用“书”这个字表示汉语里“书”这个语素，因为语素“书”读shū，意思是“成本的著作”，于是汉字“书”就读shū，意思就是“成本的著作”。汉字的形和它所表示的语素的音和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形音义的统一体。汉语语素大多数是单音的，但也有一些是多音的。多音语素有的是连绵词和叠音词，例如“蜘蛛、琵琶、秋千、茫茫、渐渐”等；有的是是译音词，例如“吉它、巧克力”。记录多音语素的每个汉字，只有形体和读音，而没有意义，必须几个字合起来才有意义，因而不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这样的汉字数量不多，不反映汉字的本质特点，不影响汉字是语素文字的论断。
关于汉字的性质，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典型的有表意文字、意音文字、词素－音节文字（或语词－音节文字）几种说法。
汉字是表意文字，这个说法的出发点是汉字不限于同一种读音挂钩，从读音看汉字缺乏体系性，而从意义角度看汉字显得非常有规律性，而且字形结构反映了字义特点，例如“桦、桉、柳、桂、椅”等字以“木”表示字义类属，体现出表意特点。不过，由于汉字经过隶变和简化后，字形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字形结构与字义的直接联系远不如古代汉字那样明显，而且表意与否本身也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近年来采用这种说法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说汉字绝大多数都有意义，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说汉字是表意文字也是可以的。
意音文字的说法着重于汉字80％以上都是形声字这一客观事实。但如我们教材分析的那样，现代汉字中真正称得上是形声字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形声字或者意符不表意，或者音符不表音，从现代汉字的角度看，这样的字不应该再当作是形声字，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形声字不多，到底有多少，笔者尚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确切资料，但比较肯定的数据是，现代形声字，音符和字音完全相同的只有全部形声字的20％，如果这20％的形声字再用意符和字义的联系情况加以考察，估计又得排除一些形声字，这样所剩就无几了。由此可见，把汉字称为意音文字并不合适。
也有人将构成汉字的符号分为意符、音符和记号三类，而根据符号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层次来看，汉字有些字符只跟语素这个层次联系，有些字符则起音节符号的作用，因此把汉字看作是语素－音节文字，而且认为这个名称适用于古代汉字和现代汉字。不过，音节文字现在一般专指拼音文字的一种，用来指称汉字容易引起混淆。尽管汉字是代表音节的，但是其结构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职的表音成分，因此用音节文字这种名称是否合适值得斟酌。
以上种种说法，大家可以了解，也可以深入研究。但从我们课程的教学实际出发，弄清楚汉字是语素文字的立脚点，能作必要的解释说明就可以了。
二、汉字的特点
汉字有六个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是优点，有的是缺点。
（一）汉字和汉语基本适应。
汉字和汉语相适应，主要是汉字的单音节形式和汉语的语素的单音节形式比较一致，用汉字记录汉语语素往往有一种对应的关系。汉字和汉语基本上相适应，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领会：
第一，一个汉字代表音节，一个语素基本上也是一个音节，因此汉字和语素是相对应的，用汉字记录汉语语素非常合适。不过，汉字同语素对应，并不是说汉字与语素相等，仔细分析一下，其实汉字和语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毕竟汉字是文字单位，而语素是语言单位。汉字和语素间的复杂关系表现在，一个汉字可能表示几个不同的语素，如“米”表示大米的米和表示长度单位的米，“站”表示“站立”或“车站”的意义；也可能是几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像外来词“沙发、吉它、马来西亚”等是受外来词读音的影响用汉字转写，其中的汉字没有独立的意义，这样的词语可以不考虑，汉语传统中还有一些联绵字，都是几个汉字记录一个语素的，如“窈窕、秋千、琵琶、蜘蛛、犹豫、踌躇”等。当然，大部分汉字是一个汉字表示一个语素的，如“山、河、灯、人、看”等。
第二，汉语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语法意义、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序和虚词表示，而不像印欧语那样要用音素表示形态变化，所以汉语的特点决定了它用汉字记录是合适的。比如英语的动词do（打）有doing、did、done等形态变化，一个词（尤其是动词）的词形在不同的句子中是不一样的，其音素要发生变化，这样的语言用音素文字记录比较合适，而动词类似的含义，汉语是用一个个独立的语素（词）“正在、曾经、已经”等表示的，这种变化用写法固定的汉字记录就比较合适。又如英语的复数要在名词后加词尾s表示，这个语素也是在词内部增加音素（即内部屈折）显示出来的，而汉语，复数是增加一个语素“们”表示，非表人名词主要在前面加数量词体现，不是在词内部发生变化，这种情况用一个独立的汉字表示就非常方便，而把汉字用来表示类似英语那样的形态变化，就会困难重重。
汉字与汉语相适用，我们可以通过汉字借用来记录朝鲜语、日语的情况反证。日本、朝鲜曾经先后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但是由于这两种语言与汉语在语法规则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汉字只能记录它们中的固定的部分，而对于有形态变化的部分，写法固定，不能分解的汉字简直一筹莫展，所以日语、朝鲜语用汉字记录不完全合适，需要用字母表示形态变化的部分，正因为如此，朝鲜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谚文，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而且历史上，汉字曾经被周边的少数民族借用，但是并没有被直接借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适合自己民族语言的需要，例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
第三，汉字记录汉语可以非常有效地区别同音词。汉语音节结构简单，声韵母配合只有400来个音节，声韵调配合只有1200多个音节，加之词形简短，以双音节词为主，单音节词依然十分活跃，可以说是汉语语汇的基础，这样同音语素和同音词就非常多，很容易混同，而形态各异的汉字就起到了分化同音词的作用，所以汉语同音词虽然很多，但用汉字记录，在书面上就把同音词巧妙地区别开了，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例如“公式－公事－攻势－宫室－工事”、“形式－形势－行事”、 “国是－国事－国势”、“期中－期终”等同音词，口头上说出来，语音完全一样，很容易混同，可是书面上用汉字记录下来，形体各异的汉字很自然就把它们区别开来，根本就没有混同的可能了。下面我们看几组读音完全相同而字形各异的汉字，对汉字的这种区分同音词的作用就一目了然了：
ju（阴平）：居、鞠、拘、狙、疽、驹、苴、掬、琚、趄
shi（去声）：是、市、式、事、示、视、世、势、适、试、室、蚀、誓、逝、柿
li（去声）：力、立、沥、呖、例、利、里、粒、励、笠、历、莉、荔、栗、丽、隶
yi（去声）：意、义、艺、易、翼、异、奕、翳、亿、抑、屹、役、逸、肄、臆、谊
上面4组汉字，每组声韵调完全相同，可是汉字字形差别非常大，这样就非常方便地把不同的语素区别开来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经利用汉字的这个区别功能，用声韵完全相同的汉字编写了一个《施氏食狮史》的故事，抄录在这里供大家欣赏：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假如用拼音文字记录这些语素，按拼音文字的规则，读音相同的语素，其字形也应该相同，那这些语素就根本无法从字形上区别开来。汉字从古代的表意字发展到形声字，为什么没有再进一步跨进拼音文字的行列，这同汉字的这个有效区别同音词的功能不无关系，而且这也是不少人反对汉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的确，拼音文字从目前看是无法解决汉语同音词问题的。
第四，现代汉语方言众多，语音上的差别很大，但是由于各个方言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一致性比较突出，用汉字记录汉语，书面上起到了沟通方言的作用，同样的词语，虽然各地发音不同，但大都用同一个汉字记录，所以大家都看得明白清楚，所以汉字具有很好的沟通方言的作用，而拼音文字就难以适应汉语方言分歧的特点。汉字在维护汉语的统一，避免汉语分裂成不同语言方面，可以说功劳赫赫。在欧洲，许多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的差别比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但它们是不同的语言，而汉语各地方言，虽然差别较大，但是用统一的汉字记录，才没有进一步分裂，而且也因为汉字的维系作用，谁也不会认为汉语的方言是不同的语言，虽然西方一些语言学家把汉语的一些方言看作是不同语言（参见哈特曼、斯托克《语言学与语言学词典》），但这种观点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认同。
（二）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
因为汉字所记录的是语素，而语素是音义的统一体，每个语素既有声音又有意义，加上汉字的形体，所以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一个汉字，它可能代表好几个语素，可能表示好几个音节，但是独立地看，每个汉字必定是表示一个音节的，必定是表示一个语素的，而且必定是有形的，所以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三者之间密不可分。这一点与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是很不相同的，例如英文的字母a、b、c、d、e等，日文的あ、い、う、え、お等，它们有形体，有自己的读音，但是没有意义，因此不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因为它们记录的是语言中的音素、音节，没有独立地和语素对应，因此单独看都是没有意义的。
正因为汉字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初学汉字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学习了一定数量的汉字以后，进而学习词就不困难了，例如我们学习了“电”字，可以和别的有意义的汉字组成“电话、电灯、电线、电视、电影、电流、电机、电表、电动”，而对这些个新词，我们基本上不用重新学习记忆，很容易理解掌握，因为我们学会了一个一个的汉字，实际上就等于学会了一个一个的构成词的语素，掌握了这些构词成分的形、音、义，再来学习理解这些个词语，自然就非常容易了。反观音素文字，人们在学习字的时候非常容易，比如像英文，只有26个字母，几节课就可以学会，日文有50音图，初学也很容易，但到了学习词的阶段，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每个词都有不同的拼写形体，记忆起来也并非易事。
（三）汉字有较强超时空性。
汉字的超时空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古今一致性比较强，二是具有沟通方言的特殊作用。汉字的超时代性，就是古今可通，上千年前的文献中的汉字，今天我们照样认识，其中看不懂的，不是汉字本身，而是古今语素意义的变化。虽然汉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古今汉字结构方式、结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语言中的基本单位的对应关系相同，即都是记录语素（在古代同时又是词），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就具有了通贯古今的特殊作用了。比如我国历史上宋、元、明、清时代的小说，我们今天阅读起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困难，而同时代的用拼音文字记录的文献，今天一般人就很难看懂了，只有专家才能看懂，因为拼音文字要随词语读音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拼写（当然不是绝对一致，比如英语单词know中的k今天就不发音了，但拼写没有调整）。
汉字的超空间的特性，就是具有特殊的沟通方言的作用。汉语方言复杂，有七大方言，如果细分，方言更多，而且各方言间的差别特别大。口头上，不同方言区的人根本不能进行交谈，如果谈话，就好像是在同外国人说话，互相不知所云，除非用双方共通的中介语（如普通话），否则就不能进行沟通。可是书面上用汉字笔谈，就出现了非常奇妙的情况：无论你是上海人、广东人，还是湖南人、福建人，互相之间毫无障碍。假如没有汉字，不同方言间的交往怎样进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当然，汉字的这种沟通方言的作用，根本之处在于汉字记录的是汉语，虽然汉语方言众多，但各个方言的语法结构特点（词的特点、句子的特点）是一致的，语素意义差别小，不然，同样也是看不懂的。用汉字记录的日语，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却不能看懂其内容，有人夸张地说学习日语的人往往“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就是这个道理，而学习汉语方言，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习汉字，需要我们认识汉字的超时空作用，也要注意到，汉字这个特点的根源还是汉语的语法、词汇系统古今、方圆方面的共通性，汉字的这个沟通古今和沟通方言的作用，其实仍然是汉字基本上适应汉语这个特点的反映。
（四）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
汉字系统的字数，数量之多是非常惊人的。从古到今，汉字的总字数已达到8万多个，据资料统计，现代汉语用字在1万左右，国家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录汉字7千个，《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录汉字3千5百个。
汉字字数众多的根源在于汉语的特点。由于汉语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音节数量比较少，和语言中的语素的数量相比较，简直不成比例。比如现代汉语声母和韵母拼合组成的基本音节只有4百来个，再配上四个声调也只有1千2百多个，而现代汉语语汇系统中的语素，多达数千个，在这种情况下，读音相同的语素就非常多，加之含此词形简短，以双音节此为主，但因借此也非常多，而且往往是常用词，假如书面上不用形体各异的汉字把这些同音的语素和词区别开来，就会造成混淆，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影响交际使用，影响人际沟通，严重的甚至有可能早引起误会，造成损失。汉字字形分化字义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一些汉字的分化过程看出来。比如“云”，本意就是云彩的云，后来增加“说话”的意义，为了区别，便另外造了一个“云”来区别；“其”本来就是簸箕的意思，后来产生了表示第三人称的意义，于是人们便在院子基础上增加一个竹字头，构成“箕”；“莫”，从构形上看是太阳淹没在草丛中，就是傍晚黄昏的意思，后来引申出否定的意义，表示没有人，为了区别，于是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另加一个“日”来区别，这就是“暮”字。类似的例子很多，例如“昏-婚”、“然-燃”、“止-趾”、“采-采”、“益-溢”等等。可见，汉字字数繁杂，有其不便于学习掌握的一面，但也有其便于区别意义的一面。
汉字的结构复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汉字笔画很多，以7千个通用汉字为例，笔画在7画至15画的多达5千以上，最多的一个汉字笔画多达36画；另一方面，汉字的结构单位笔画和部件，在组合成子是不是按照统一的方向排列组合的，而是上下左右全方位展开，多向行进，具有平面型特点，而且结构单位的组合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笔画组合有相离、相接、相交几种，部件组合有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框架结构等，而且很多子往往是几种方式的总和，结构就更复杂了。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是按一个方向行进的。所以学习汉字，只知道笔画部件，不知道结构方式，依然无法把一个字写出来。
而且汉字结构中可以说是没有表音成分，虽然汉字系统中有数量众多的形声子，但是形声字的音符并不是专门的表音符号，很多依然是独立成字的，更主要的事，现代汉字形声字的音符绝大部分已经失去了表音作用，有的音符在一个字中可以表音，在另外一个字中不能表音，这种种情况夹杂在一起，很难判断，例如“台”在“抬胎邰”中是表音的，在“殆怠迨治冶”中是不表音的。根据现代形声字音符的表音情况，如果用音符去推断一个不认识的字的读音，大部分都有可能出错。而人们在使用汉字时，往往有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汉字既然实行绳子，那么就可以利用其音符来推断字音，结果常常推断错误，闹出笑话来。例如下面这些汉字，之所以读错，就是人们盲目使用音符推断造成的结果：“诣、愎、菅、龋、啮、酵、涸、烨、酗”。人们常说，汉字难读，这同汉字结构上不能表音不无关系。
（五）汉字用于机械处理和信息处理比较困难。
汉字用于机械化和信息化处理比较困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汉字数量多，现代汉语通用字有7千个，如果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用字，数量更多，这样多的汉字机械处理当然就比较困难。其次，汉字结构复杂，大多数汉字笔画在10画左右，多的有好几十画，而且汉字笔画和部件组合的模式也非常复杂，随人我们可以给这些汉字的构造单位的组合方式归类，但一字一字观察比较，可以说是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构造模式，有些字，例如“董、麝、爨、齉、冀”等，信息处理就非常困难。相比较而言，拼音的音素文字由于数量有限，机械处理就没有障碍，比如引文用拉丁字母，只有26个，加上大写字母也只有52个，加上其它字符（例如标点符号等），总量不超过100个。所以英文的字符可以全部搬上键盘，而把7000个汉字照搬上键盘，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我国，打字成为一门技术，需要专门学习。
我们可以用英文和汉字做个比较，这种差异就看出来了。现在电脑处理文字信息，一般使用点阵表示，即用电子方阵来表示一个字符，每个方阵有若干个格子，其中有笔画的点亮，每有笔画的点暗，这样就实现了文字自负的显示。显示英文，最低要用7×9点表示一个字符（一般要使用9×12点），显示汉子，最低要使用16×16点表示一个字符（一般要用24×24点）。英文的字符我们算100个，汉字的字符只算7000个，那么所占的点是：
英文：7×9×100=6300点
汉字：16×16×7000=1792000点
汉字字形存储量在电脑中所占的空间，是英文的284倍。差距之大是惊人的。汉字的机械化处理以前之所以落后于其他文字，因为7千个汉字字符需储存1750k位，而英文不到10k位，在计算机发展之初，根本就没有那样大内存。据资料载，美国IBM公司60年代末期生产的最先进的一种型号的电子计算机，内存为4096-131072，可以装入汉字，但是价格高得惊人，根本不可能推向市场，而其他型号的计算机，则不能装进汉字。这还是普通型汉字点阵，如果是精密型汉字点阵，比如是32×32点，或者100×100点，处理1万个字符，那所占的空间更是惊人。当然，在电子计算机储存量急速扩大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得到顺利解决，但比较拉丁字母，汉字的局限仍然是明显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从长远看，汉字只有拼音化才能便于信息处理。
（六）汉字用于国际文化交流比较困难。
汉字用于国际交流比较困难，首先是因为汉字结构复杂，其次是汉字是不表音的，不便于学习使用，而拉丁字母在国际上使用非常广泛，可以说是国际化的文字，比较而言，汉字就显得十分孤独，虽然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日益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使用汉字，甚至研究汉字，但那和汉字的国际化是两回事。所以有人说汉字是国际性的文字，说21世纪是汉字的时代，从热爱汉字，热爱汉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看，汉字作为国际交流的工具是有其局限的。
汉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能这样长用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它适应汉语的特点。所以我们学习汉字，研究汉字，既要看到汉字的优点，也要看到汉字的不足，在对待汉字的问题上，既不狂妄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汉字的来源?
商朝的甲骨文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汉字的起源
从 1954 年 秋 至 1957 年 夏， 中 国 考 古 工 作 者 多 次 发 掘 了 半 坡 遗 址（今 西 安 市 东 郊 半 坡 村 北）， 发 现 了 早 在 6000 年 左 右 半 坡 人 在 长 期 的 生 活 和 生 产 实 践 中， 创 造 了 具 有 文 字 性 质 的 劾 划 符 号 和 绘 画、 雕 塑、 装 饰 品 等 艺 术 作 品。 半 坡 人 的 刻 划 符 号 多 保 留 在 彩 陶 上， 这 可 以 看 作 是 原 始 的 中 国 文 字。
近 年 来， 中 国 在 山 东 莒 县 陵 阳 河 大 汶 口 文 化 晚 期 的 一 处 遗 址 里 发 现 了 一 批 墓 葬 （距 今 已 有 4500 多 年）， 出 土 了 大 量 的 文 物。 在 一 些 陶 尊 上 各 刻 有 一 个 图 象 文 字， 共 发 现 了 10 多 个 单 字。 这 些 文 字 是 按 照 实 物 的 形 状 描 绘 出 来 的， 所 以 称 为 “象 形 字”。 字 体 的 结 构 与 甲 骨 文 上 的 象 形 字 十 分 相 似， 但 比 甲 骨 文 要 早 1000 多 年。 因 此， “象 形 字”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文 字， 它 已 具 有 了 文 字 的 特 征。
汉 字 的 构 成 主 要 有 三 种 方 法：
象 形 法
这 是 形 成 汉 字 的 最 早 方 法， 因 此 创 造 了 最 原 始 的 文 字， 例： “日” 写 成 , “月” 写 成 , 水 写 成 , 牛 写 成 等 等。 这 些 象 形 字 经 过 逐 渐的 演 变， 到 后 来 都 改 变 了 原 字 的 形 体， 变 成 了 后 来 方 正 的 字 体， 有 的 笔 画 减 少 了， 有 的 笔 画 增 添 了， 由 不 规 则 变 成 了 有 规 则 的 字 体。
会 意 法
象 形 字 比 较 容 易 看 出 造 字 的 道 理， 但 它 们 不 能 表 达 抽 象 的 意 思。 古 人 便 创 造 了 另 一 种 造 字 法 —— 会 意 法。 就 是 用 不 同 的 符 号 或 借 用 “象 形 字” 加 上 一 些 符 号 来 表 达 一 个 抽 象 的 意 思。 例： “明” 字 写 成 ， 意 为 “日” 和 “月” 带 来 光 明。 “旦” 字 写 成 ， (意 为太 阳 出 地 平 线 而 升 起。
形 声 法
象 形 字 和 会 意 字 都 能 从 字 形 上 看 出 字 的 意 义， 但 却 不 能 读 出 声 音。 因 此 又 创 造 了 形 声 法 来 造 字。 把 表 示 声 音 的 声 旁 和 表 示 意 义 的 形 旁 搭 配 起 来， 组 成 很 多 新 字。 例： “爸” 字 是 表 音 的 “巴” 字 和 表 形 的 “父” 字 的 结 合； “ 芭 ” 字 是 由 “巴” 和“++” 搭 配 而 成。 这 样 文 字 越 造 越 多， 据 统 计， 形 声 字 占 汉 字 的 90％ 左 右。 汉 字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成 为 人 们 交 流 思 想 的 重 要 工 具， 适 应 了 人 类 社 会 生 活 的 需 要
转载的 不好意思
关于汉字的来历
汉字的起源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参考资料：人民网-人民日报
文字的起源和来历？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
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相关的主题文章：
